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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宽恕这个时代的恶，才能为民族带来明天的善 | 造就
贾樟柯导演 编剧
我既是一个编剧，也是一个导演，最近这几年也做制片的工作。
因为既是一个创作者，又是一个制片人，就有比较多的机会参与到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观察里面。
中国电影的变化可能大家有所耳闻，也有所感受，这个产业的升级跟发展的确是非常的剧烈。 我2000年左右进入电影界，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私营制片公司，到现在在中国已经有数以千计的电影投资公司和制作公司。
2006年、2007年，我跟广州例外服饰公司合作一个纪录片，名字叫做《无用》。 当时我跟例外的负责人聊天，他问我，你们电影产业每年的产值是多少？我说了一个夸大的数字大概10亿元左右，他非常的惊诧，没有想到整个国家这么大的产业只有10亿元的产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年中国电影市场产值已经达到了440亿元，今年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仍然在暑期档、国庆档保持了8%的增长。
这样巨大的电影市场和不断增加的观众为中国电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创意的来源、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当然，电影作为一个创意产业，要有新的内容。
而这个内容生产的出发点是什么，就形成了不同的见解。人们在小说、漫画、动画里面去寻找，包括从经典的小说里面寻找新的灵感和创意。 但实际上对我来说，我一直对寻找故事持有一种怀疑态度。
尽管直到今天各种各样的制片公司去面对导演，或者说导演去面对投资人的时候，往往在双向的互动里面谈的都是故事。
有一句约定俗成的话，“你要用一句话来讲清你的故事”。
故事似乎已经成为整个电影工业的一个共识，被认为是电影制作水准的基本要求。
实际上从文学的历史，或者电影的历史回望，我有另外一个态度。
我觉得一部电影的创作力最主要的出发点是发现一种人物、一种生存状态，发现荧幕上、文学中未曾关注过的人物。 寻找人物也伴随了我自己的创作经历，我在这里想分享的几个故事也都是与人有关的。
我1970年出生在山西汾阳一个小县城里，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是文革结束前后。
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大杂院里面，有七八户人家，我们是教师家庭，邻居有武装部的军人，也有农民、工人，也有卖茶水的小商贩。
这样一个院落，让我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市井百态。 一天凌晨，还没有起床，我们感觉到很明显的震感，发生了地震，大家匆匆忙忙从自己的房间里面简单穿了衣服跑出来。
那个早晨非常箫瑟。
因为突发的灾难，一个院子里面所有的居民站在了这个院子里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会发现因为面临了共同的困难，人们在一起会相互讨论怎么应对，变得更加亲密。
当天人们就说，我们要防备余震，买一些食品，买一些水壶装水，准备手电，每一家都在准备这些物品。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作为一个小孩子，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一起做事情的时候温暖的人际关系。
从那个刹那开始，我开始习惯观察这些人的面孔，开始读懂人的脸上所具有的内涵。
故事是蕴藏在人物形象里面的，也开始让我关注人，关心人。
很难想象一部电影不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阐释人的生存境遇为中心的。
在电影创作的时候，我想作为制片人更多要问导演，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作为导演，在检讨自己剧本的时候，也要考虑我对人有哪些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中学的时候，初中刚毕业就有很多同学不读书了。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要去当兵，我们两个之前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在很小的地方一起成长的，突然之间他要离开这个城市。
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我们在县城里面一起游荡，要分手的时候就突然有一种离愁别绪，那个时候交通也不是特别方便，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我通过这次离别感觉到了命运的变化，人的情感波澜。
当然也有人与人不理解的时刻。
1997年我大学毕业，准备拍第一部电影，在准备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有了很多卡拉OK，甚至很多人的家庭、院落都变成卡拉OK，做小生意。
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中年麦霸在唱歌，一首接一首，我们是创作人准备看景，谈剧本，谈很多事情，他在那里唱，非常妨碍我们的交谈。 一开始我不理解他，五音不全，唱的忽高忽低，夹杂着口音。
但是当我从他的角度，长时间对他观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非常感动。
因为我突然明白了流行文化、卡拉OK为什么在国民娱乐生活当中占据这么重要的地位。
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是害羞的民族，男性非常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彼此在家庭、亲人之间，跟父母、孩子，甚至跟爱人都很难说一句我爱你，那么丰富的感情羞于出口。
但是当卡拉OK出现的时候，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出口，通过唱歌把内心埋藏的情感表现出来，那一刹那我理解了人，被他感动了。
只有持之以恒地关注人，特别是把人放在一个大的时间轴线上理解的时候，才能身怀恻隐之心，才能相互有一种理解，才能超越文化，超越地域，达到人类共同的意识。
电影在当代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最多的挑战则是来自观看方法。
过去电影的观看方法是聚合，两三百人聚集在一起分享一个作品，有常规说的仪式感，我们随着电影中的人物命运的跌荡起伏一起欢呼、叹息、欢笑、落泪，这事实上带给我们一种共识。
但是在今天，新的科技一直在努力把聚合的人群分开。
比如在90年代末非常流行的家庭影院就是要把电影搬回家，让家里四五个成员在一起观看。
到后来的网络观看，又减少为一个人看。
回过头，再看电影刚刚发明的时候，我们发现电影这个媒介之所以要聚众观看，还在于电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放大，放大人的形象。 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贾樟柯，是这样一个体积的人，看到我的表情的时候，是一个自然的、日常的状态。
但当电影有一个特写，一张脸被放大到了10米宽，2米长，这是对人的面孔巨大的仪式般的推崇，电影提供了一个艺术、美学角度的理解。
这是2000年的作品，讲一个县城文工团流浪演出的故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怎么样寻找他们的自由。
这是我们的影片当中第一次出现矿工的形象，我是山西人，周围很多朋友是矿工，他们在很长时间里充满了危机，但没有被荧幕讲出来。
2008年的作品，这部影片后来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纪录片+剧情片的作品。
我们在成都一个老的飞机发动机厂，一个军工企业拍摄这部影片，这里最多的时候有两万多个职工，五万个家属，现在要整个从成都市区迁出。
在这背后有对时代的认识，比如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变革。
但是，也恰恰是在这样看起来目标正确的变革背后，实实在在牺牲掉了几万个工人工作的机会。另外，当整个工厂被拆掉之后，所有人的记忆载体就消失了。
面对这样的变迁时刻，带着摄影机看土地上的主体，我们采访了100多个老工人，又用四个演员，包括大家看到现在的陈冲是用虚构的方法来演上海来的技术员。
包括陈建斌演一个工人的第二代，70年代出生在这个工厂的一个工人。
通过这样的讲述，我们想呈现的是剧烈的时代变迁带给普通人生命的影响。 客观来说，最近二三十年的变迁，几乎所有家庭，所有人工作和生活重心都在经济生活里面。 电影归根结底是讲人的历史，讲人经历了什么。
用电影记录下来，它能够成为一种公共的精神财富，成为被人们分享，被后人分享的经验，才能避免所经过的那么多试错，让这个错误不要重新发生，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这一点，不是抽象的数字能够让人理解的，也不是抽象的经济文章能够被后人分享的。
更容易理解的是人，是人的情感。
我们的首映式上来了一位经济学家，他看完了以后非常感慨，眼含热泪。
他说谢谢你从人的角度拍这段生活，因为我参与了改制政策的制订，也参与了无数工厂改制方案的制订。
在我们制订所有方案的时候，恰恰很少谈及这里面的人。
这就是文化所能做的，就是从人的角度去理解，怎么以人为本，在社会每一个变动，每一个政策制订的时候不要忘记身处其中人的感受。
在现实社会里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用道德、法律的角度讨论，恰恰缺少从人、艺术的角度的理解。
被暴力侵害的人反而变成了暴力实施者这样的悲剧，我们的文化应该允许讨论这样的命题。
既需要公众的媒体从道德的角度讨论一些问题，也需要在法庭从法律的角度讨论一些问题，更需要在小说、电影院里面讨论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角度才能把人从多元的视角里面界定。
这个社会才能多一些善意，多一些恻隐之心。
这些年浓烈的道德主义占了非常大的上风，但是体恤、体谅、谅解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人和人能够亲近的一个基础。
一个宽容的社会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活力，一个宽容的社会带来的是更多的善意，如果道德、法律的层面做不到，让我们从艺术的层面宽恕。
宽恕这个时代的恶，才能为民族带来明天的善。
本文根据贾樟柯先生的演讲编辑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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